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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发布日期:2022-03-03 00:21   来源:未知   阅读:

  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河北省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到2001年底,人口总数、国内生产总值、45种矿产储量、主要农产品产量、玻璃和陶瓷产量、化学原料药产量、公路通车里程、干线公路、铁路货物周转量、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等指标均在全国位居前10名以内,有的还是全国第一……但与此不相呼应的是,河北还不是一个经济强省,更不是一个经济富省,2001年底,反映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的各种指标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在全国位居10位之后,而能够从一定角度反映区域未来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产业化指标则位居20名之后。

  展望未来,我省既面临国外经济力量对域内资源和市场的激烈争夺,又面临东部先进省份的竞争挤压以及中西部的加速追赶,可谓形势已极为严峻。面对如此局面,我们必须集中一切精力,下大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要适时研究和制定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极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规模、特色和协调发展,以此提高河北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深圳特区的发展实践表明,突出重点区域经济的战略是区域获得广泛的社会生产力要素汇集动力的根本。随着区域内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要素的不断聚集,区域市场机遇就会持续涌现,区域发展创新路径也会持续拓宽,先进的产业优势就必然凸现。而先进的产业优势正是区域经济产生跳跃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此,本报告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各区域的产业优势,结合未来市场竞争走向,确定河北省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从建国起至今,我省宏观生产力布局的落脚点和主导思想几乎都是在强调自然资源禀赋与地理条件主导下的布局。

  解放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河北省基本上实施的是“提高两线”(京广、京山铁路沿线)、“狠抓两片”(黑龙港与坝上)、“建设山区”(太行山和燕山)、“开发沿海”的思路,使得全省几近半数一上的大型骨干基建项目在这些区域落地生根。1978年开始,河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生产力布局方针以“两环”为目标逐步演变,经由“山海坝”(1985)、“环京津”(1986)、“以城带乡、铁路与沿海两线)、“一线(沿海)、两片(石廊开放区)、带多点(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建设产业园区、旅游开发区和保税区)”(1992)、“环京津、环渤海”(1993)、“外向带动、两环结合、内联入手、外引突破”(1994),1995年正式确定“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由于宏观生产力布局的这种自然资源禀赋或地理位置的侧重以及内涵的多变性,尽管在特定时期对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为全省经济发展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重点不突出,全省经济缺乏规模特色;二是区域分散力均大于凝聚力,资源资本优化途径不畅,经济中心区域难以形成;三是经济发展的极化作用的发挥缺乏有效载体,致使我省各区域综合竞争实力始终未得到明晰那提高;四是各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相关性与协调性较差,经济差距拉大,相互带动乏立;五是政策跟进难以及时有效,产业发展形成人为阻碍。

  经过50年的积累,我省生产力布局初步形成了以地市级行政区划为基本界限而各自为战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这种格局的最大特点即在资源和市场上相互封锁、争夺,利益性矛盾和问题较多,区域间的功能协调性几乎无从谈起。具体体现为如下三个矛盾性特征:

  多年以来,我省众多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我省目前已经形成五大经济区各领风骚的结局,即冀东经济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环京津经济区包括保定、廊坊,张承经济区包括张家口、承德,冀中经济区包括石家庄、沧州、衡水,冀南经济区包括邯郸、邢台,并从各经济区占全省GDP比重、产业的趋同性特色、区域内各增长极的天然地理位置等角度进行了具体化的统计和研究,指出五大经济区的各自特点是:(1)冀东经济区是我国的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又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2)冀中经济区是我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医药、化工、机械、电子等都有一定的优势;(3)冀南经济区也是一个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又有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中心市场;(4)环京津经济区以服务京津和接受京津辐射的形式形成了蔬菜、副食基地,高新技术疏散地和区域性中心市场;(5)张承经济区则形成了以旅游、畜牧、食品和边贸中心市场为优势的区域。从上述可以看出,前三者产业结构的趋同较为严重,在如此近距离的地域内,这种特征若以市场的角度而论不应是健康或良性的;而后两者的产业特色确为独到,但关键的问题是还没有形成适度的经济规模。

  我们认为,大经济区域的内在一体性不是靠以上因素支撑的,而应是靠较高的产业关联度、较为科学的辐射带动机制以及较强的相互促动能力。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支撑,致使所谓的“五大经济区”在内部各组成单元之间形成了经济发展成果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各单元间功能协调性较差的明证。比如冀中经济区,石家庄GDP总量、人均GDP、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综合生产率等指标1985年之后大部分在全省前4名内,沧州则大部分在5名之后,衡水则在7、8名之后;2000年,石家庄的人均GDP为11365元,沧州、衡水为7135、7225元;石家庄的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收入分别为377137万元、427.3元,沧州、衡水分别是156046万元、241.3元和91819万元、222.8元。由此可见,在号称以省会为龙头的冀中经济区,区内的经济实力差异十分悬殊。令人担忧的是,其同期产业结构却明显趋同,三市所设定的支柱产业中为同一行业的就有化工、机械和电子三种之多。在其他所谓现有的经济区内,类似问题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或许可以这样说,石家庄与唐山完全称得上是全省的经济龙头,但却并非所在“经济区”的龙头。有鉴于此,“五大经济区各领风骚”的结论有失深入。

  首先是省级新的经济增长极“后继乏人”。自建国以来,石家庄、唐山两市凭借政策、资源优势多年以来在全省经济建设中屹立潮头,除个别市在个别指标方面近来方有冲击潮头之势外,拥有港口优势的秦皇岛与沧州,近临港口与省会的衡水,近环京津的保定等市完全有潜力发展成为省级经济发展重心区域,但从总体上看至今还尚无明显突破迹象,且与强势地区的差距继续拉大(具体数据参见表一、表二)。

  以上两表不仅反映了我省宏观生产力布局决策缺乏创新和务实,而且反映了我省培育新经济增长极的难度依然坚挺,更反映了各市之间各自为战导致的发展脱节。

  1980年以来,我省各地区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际中,大部分地区的二次产业比重却变化不大,且工业行业趋同明显,并呈现出浓厚的重化工业色彩,说明经济发展对资源优势的依赖性过于明显,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通,并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进而使得区域经济效率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具体参见表三、表四)。

  由于重化工业受原材料约束性较强,致使河北各地区趋同严重的工业结构承担了巨大的整体发展风险,使得河北的整体经济呈现市场风险集中性倾斜,一旦原材料市场出现大的波动,河北省国民经济的整体市场应变能力就会显示出明显弱势,各地区财政依托基础将随之出现摇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也将被拖累。

  结合上述分析,并根据变化了的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观察,我省现行生产力布局已经显现出较多的不适应性: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的经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正由单一的生产供应型功能向多元化区域经济功能发展,主客观上都要求增强河北的市场导向功能、流通贸易功能、港口带动功能、协调发展功能、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功能,但现有生产力布局棉线难以适应这种强化功能的需要,致使生产力布局中的盲目一直以来就是我省整体经济实力有效提升的最基本障碍。实际上,到80年代中期,我省已经失去自然资源优势,主要自然资源也曾一度出现短缺;90年代,在国家重点支持,交通和通信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沿线优势急遽弱化,网状开发格局提前出现,与此同时农产品忽然初级加工原材料产品也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在此情况下,传统生产力布局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基础,并诱发了多点多线分散开发局面的形成。此时,我省的生产力布局知道方针既未做出经济发展主轴线战略性东移的选择,也没有及时加强对分散布局趋势的宏观控制,加剧了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各自为战。

  一方面,我省现行生产力布局框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资源、交通和区位条件,但改革开放之后,自然资源的供求形式、综合交通运输形势以及区位优势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坚持并强化传统的生产力布局思路,明显限制了区域经济外向型发展的步伐,并导致传统产业的趋同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打造跨省际的经济协作区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成功示范,已经激发了落后的环渤海等跨省际区域携手共创辉煌明天的热情,特别是已经通过国家建设部鉴定的“大北京”规划的浮出水面,首次以冲击性的概念提出了跨省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反观我省数年来在谋划跨省际区域经济(京津冀)一体化上的努力尚未切实体现到生产力布局之中,也正说明了现行生产力布局这一明显的不适应。

  从一定意义上讲,21世纪可以说是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的世纪。开发沿海是扩大开放、改变经济循环状态以及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我省现有经济中心城市均在内地,且与港口缺乏便捷的通道,而资源和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又使其重化工业的发展和对外流通职能的发挥受到局限,说明中心城市的布局体系显然已不适应河北作为沿海省份的建设需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注重了实现两环开放带动战略,重视了沿海城市、港口以及临港产业的发展,但经济重心向沿海推移的速度明显落后于其他沿海省份,发挥不出河北省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区位优势和区域经济功能。二、环境变化与河北省区域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国际经济发展看,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经济与一体化国际经济正式全面接轨。标志与开端当是中国加入WTO。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入WTO就意味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国际化和开放化,就预示着经济产业领域与市场界限即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特别是产业进出壁垒必将逐步消除。因此,我省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定位必须首先纳入到这种宏观背景下加以考察。从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看,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已经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常规人力资源的富集程度,逐步向知识、技术等非物质要素方面转移。对于我省这样一个相对不很发达的省份来说,这既是一次超前赶上的机遇,也是一次充满巨大竞争的严峻考验。

  首先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一方面有利于在跨地区资源配置中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另一方面则对观念落后、机制转换滞后、生产力水平不高、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其次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更为明确和规范,东中西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将因此而产生巨大差异,东部的自主发展特征更加明显,中西部的发展则要走一条以优势资源争取合作、以广阔市场吸引投资的经济振兴道路。再次是对外开放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将对享有原有开放政策较迟的区域形成一定压力,如何探索并运行新形势下的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路子,将成为促进该类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课题。此外,随着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尽快改变过去那种不顾环境后果的经济发展观念,代之以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积极调整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将是各地区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同时,随着国内资源与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是加快,跨省际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我省目前既成的相对的区域经济“特色”,因为掩盖或者代替不了区域经济结构趋同的弊端,从现今来看,可以认为这说明我省在宏观生产力布局与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方面战略上存在较大的被动性,或者说顺其自然的结果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也就是说,如果着眼于未来20年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看,这种带有体制遗留性质的特色格局,既不具备充分预期意义,也不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形势。

  尽管90年代以来,我省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但受产业存量和发展思路的影响,区域产业特色与趋同并行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大部分地区将支柱或主导产业集中在电子、化工、建材、机械和冶金等方面,总体上明显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低级化。这不仅制约了我省区域特色经济格局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我省整体竞争能力的持续增强,影响了我省经济未来预期发展的后劲;而且造成不应有的资源浪费,特别是因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一批过剩企业,不利于未来预期经济发展的轻装上阵。

  2.在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的同时,图书馆举办“巧手慧心 包您幸福”迎新年制,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协调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先进区域对落后区域的带动与辐射能力不足

  各自为战、盲目布局的经济决策方式还在助长着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在产业结构的发展上,各市趋同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源与市场的双向掠夺性竞争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功能协调只能成为表面文章,带动辐射只能成为纸上谈兵。

  受到体制遗留的影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积累,各地级市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各自所在区域的市级经济核心区,在这些经济核心区中,人均GDP在5000元以下的有5个,既说明其经济运行的质量较为低下,也说明“核心区”之名不符实。

  此外,各市的支柱产业选择与预期培育重点的趋同也充分反映了这种特征。在11个市级核心区中,将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选择率高达72.7%、机械选择率为54.5%、建材63.6%、冶金45.5%、电子36.4%、机电和纺织均为27.3%。低级化的趋同产业最终导致各市国际化水平的不高,2000年,在11个核心区中,对外依存度低于5%的就有8个。

  2000年,全省各市平均人才密度指数为6.93%,在11个市级经济核心区中,低于该指标的市有5个。即使人才密度指数最高的省会石家庄市也只有8.93%,仅比上年增长了0.02个百分点。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在如此低下的人才拥有量的情况下,却依然存在人才闲置的现象,比如待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的大量存在。这说明在低级化的产业环境下,关键性的生产力要素的流动极易遭受严重制约,进而不仅反映了我省各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各自为战、缺少协同,而且反映出现存产业以及区域经济的成长性能同步遭受着严重制约的深层次问题。三、未来20年河北省区域分工定位与区域经济战略选择

  从迎接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对区域分工的定位出发点应放在国外资本力量进入我国现有产业领域总体的可能态势。

  以市场视点分析,总体上看,国外资本对国内产业的介入首先将取决于该产业的预期市场效益水平,因此,可以简单地对外国资本进入的产业领域做如下粗浅的层次分类:

  第一层次是相对于国内而言的市场主导型产业,即已有一定市场供给优势或已体现预期市场供给优势而且内外市场前景均能看好的产业领域,其进入后将主要采取“内产内销”、“内产外销”的运作方式,也即“基地——市场”的运营模式,寻求那些通过扩大供给规模就可以直接获取更多市场收益的途径。这些产业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高效轻工产业、富养食品产业和增加值较高的服务业等,这些产业多属于知识、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

  第二层次是相对于国外而言的资源主导型产业,即外有市场份额但资源优势不足、内有资源优势但市场份额较低的产业,其进入后将主要采取“内产外加内销”、“内产外加外销”和“内产外加双销”的方式,也即“基地生产——再加工(包括品牌包装)——市场”的运营模式,寻求那些通过直接占用资源从而有效降低深加工成本以获取最大市场效益的途径。这些产业主要包括食品原料初加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重型化工业、冶金建材业、机电纺织业等,这些产业的特征是具备通过再加工而产生巨大增值的产业,对于我们来说也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开发型的产业。

  我省产发展总体表现为低级化和偏重型,这与国外资本未来进入国内产业的第二层次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些产业将面临更多的利用国外资本发展的机遇,而且因为这些产业在国际经济潮流背景下对比还具有明显的“传统型”和“中间型”特征但又不属于“夕阳产业”,其外向型的被动化程度较低,国外市场变动的冲击效应不会过于强烈,也即外向风险度较低(前提是产品要有更新换代上的技术和速度保证)。但是,不仅其资源开发型的天然属性限定在先,而且其距离最终市场收益也稍远,因此从我省经济的整体振兴和长远利益看,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我省必须同步塑造与第一层次相吻合的产业优势基础以及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受过去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宏观政策的影响,使得我省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已然处于“三个不利”的情况下:

  首先是我省处于生产力要素流动的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生产力要素按照市场信号的导向自由流动,即生产力要素不断地向边际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区域流动。在我国这一流动过程就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对高效优质生产力要素的聚集效应。从理论上讲,即使这种聚集效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可能出现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倾向,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由此带来的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扩大的影响,只有当地区间的边际生产率趋于相等时,优质高效生产力要素才可能出现回流。如果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诱致区域边际生产率递减趋缓的因素,处于生产力要素流动的中下游劣势地位的改变必将更加困难。

  其次是我省处于提升分工收益和协作的不利地位。从区域经济关系来看,市场经济可被看作是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是按照效率优先的准则建立分工协作体系的,按照不同区域的竞争优势决定其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决定不同区域分工收益的大小。由于我省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就全国而言还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附加值较低的中上游产品参与区域间的垂直分工。东南沿海地区在经过80年代加工业迅速扩张之后,投资重点除转向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产业外,对能源、原材料部门的投资也大幅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中西部资源的协作依存关系。此外,随着经济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的加速和替代产品的增多,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度逐步降低,这使得我们在垂直分工体系中所能获取的收益具有了递减的可能趋势。

  再次是我省处于提高市场份额占有率过程中面临经济发达地区巨大竞争压力的不利地位。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市场条件的变化,集中地反映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产能过剩所蕴含的要素过剩已成为一种常态。这意味着只要现存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发生变动,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要素过剩将是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扩大市场份额的一个最基本的制约。同时,市场条件的根本性改善,还表明了区域间在争夺投资机会上的竞争将趋于白热化,这种为争夺投资机会的市场竞争,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即竞争将使得一些区域的在建或运营项目陷入困境,甚至成为无效供给。而按照竞争实力的对比关系,这种无效供给所造成的损失大部分将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承担,这对我省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无疑是一次十分严峻的挑战。

  在面临这样三个“不利”的同时,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大北京”发展规划的提出,将加速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这对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一方面,我省可以利用“绿色奥运”加大首都周围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力度,与北京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投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力争成为首都无公害农副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再一方面,加快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主动接纳北京的资金和产业转移。此外,还可以借此加快京冀旅游和文化产业的一体化进程,等等。

  对省内,要坚持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增强经济极化作用,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定向聚集,着力培育颇具规模的特色产业带。特别是应适应形势,积极探索我省生产力东移的有效途径,推动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1978年以来,我省沿海开放区的3市12县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是呈递减趋势的,唐山、沧州两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指数由1978年的7.58下降.到1997年的5.06,尽管近几年来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随着沿海港口群的发展,我省生产力向沿海地区转移的布局建设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为此,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省应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切实推进生产力布局东移,并依据省内力量加速建设沿海重化工业基地。推进方式主要是可以依托沧州化工城在黄骅港域发展大型临港石油化学工业,、依托唐钢在京唐港域发展大型临港钢铁工业、、依托秦皇岛市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发展盐化工业以及利用沙质海滩资源发展滨海旅游业。

  对省外,要坚持横向联合,强化跨省协作功能。重点是配合“大北京”建设规划着力培育京津保三角形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尝试与京津携手探索三地进行土地一体化开发、产业协调布局、生态环境整体改善、旅游线路整体划分以及城镇建设同步推进的可行路径,力争一道将此地区建设成为一个多种城市中心的城市网络,将京津的一些产业、资金、人才转入这一地区。

  即应坚持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带,抓住产业的近似性基础,主动凝结产业群体,努力扩大区域产业规模。

  一般来讲,当两个区域的产业近似性达到一定程度的紧密状态,两个区域之间就必然会在资源、资本、市场形成内生性的恶性竞争趋势,进而加剧区域间的经济矛盾,排斥、抵消甚至破坏相互之间的功能协调性。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我省很多地区已不少见。

  突破这一“瓶颈”,一方面需要省级政府部门发挥项目指导和经济监管职能,从宏观上保证跨市区域内相似产业的呼应与和谐,必要时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成立跨市的区域经济协调办公机构;另一方面,需要强化跨市区域内的信息流通机制,促进市场信息与政策信息的融汇,便于各产业主体及时做出准确决策;再一方面,需要跨市区域内各市县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有进有退,主动联手完善产业链条,争取在产业内部形成分布于不同地域的层次性很强的产业群体,真正把有市场潜力又具区域特色的产业做大做强。

  在坚持建设市场导向原则的前提下,增强全局意识,在产业发展上做到既突出特色,又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产业的分散与联合,着力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努力营造“众星成月”效应。特别是在产业选择方面,要充分体现这样一个基本特征:既能抢抓市场机遇,又可补充区域空白。与此同时,还应通过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积累资本,适时加速小城镇建设步伐。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河北境内跨市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侧重这样四个单元,包括环京津产业经济区、冀中南产业经济区、冀东产业经济区和冀北产业经济区,四大经济区在产业领域中则各有进退、各有侧重,并极力营造区域之间产业发展上的协调与互补效应。

  该产业经济区地理上覆盖保定和廊坊两市以及沧州部分县市,域内经济发展上宜突出城镇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大流通格局化三大特征。

  该产业经济区突出城镇化特征,目的在于响应和承接未来“大北京”都市经济圈建设发展的需要;突出高新技术特征,目的在于通过扮演我省未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领衔”角色,培育未来国际资本进入的“第一层次”产业优势,并依此拉近与京津的产业内在发展趋势的距离;突出大流通的特征,目的在于通过扮演京、津、冀统一大市场的“过渡”角色,逐步使得三方市场供需纳入一致有序状态,从而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以促进本区域的产业更快发展。三者相互呼应的作用结果,则是利用京津的产业扩散与吸收空间,增强该区域的产业吸纳与挤出效应,最终能够逐渐奠定未来三方合作中我省与京津对等的市场地位。

  在城镇化方面,通过快速推进城镇化步伐,努力吸引京津富余或比较活跃的生产力要素,截留向京津尚不稳定流动的外地生产力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从而不断充实本区域产业空隙和生产力要素基础,最终营造与高新化产业特色相映衬的高效轻工产业群。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在买方市场、结构升级和即将入世的宏观背景下,我省同京津的经济关系必须升格为战略关系,更替全新合作内容,即我省在发展高年技术产业和促进结构升级方面应更多地借助北京的优势。为此,应当考虑选择适当时机促成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管理协调机构,共同努力将津廊京保经济走廊建设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硅谷”。此间,需要我省在支持北京成为中国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的前提下,明确该区域的未来产业定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充分体现高新化特色,即今后产业进军的主要方向是高新技术领域(包括高效农业),积极发挥环京津产业经济区的土地、厂房、资金、人才等资源优势,全力改善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争取尽快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基地。

  在大流通格局化方面,可以考虑采用“以稳定的市场回报交换要素配置机遇”战略模式,即通过规范、促进本区域市场的发展,加速京津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该产业经济区地理上覆盖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五市,产业上主要突出重、化工业特征。

  该产业经济区突出这种特征,目的在于在巩固中不断壮大发展河北省的传统产业,使河北继续在这些产业领域保持对国际资本而言尚具较大吸引力的“第二层次”特色,培育河北省未来20年中保证GDP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源(该区年GDP合计约占全省年GDP总量的50%),并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其他地区他类产业发展预期中的市场抗风险能力(该区域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约占全省地方财政预算内总收入的46%)及其他地区经济社会风险应变能力(该区域是河北省的农业发达区域,仅粮食总产就约占全省的90.5%;且农村非农行业发展水平较高,全年总产值约占全省的40%)。

  该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应继续突出重、化工业的主导地位,但在产业发展中布局上,实行有步骤、有计划的区内转移,比如从考虑强化石家庄市的省会功能与特征出发,在未来20年内,石家庄应全力立足于实行“减重(减少重化工业比重)、退初(退出资源型的初级加工业)、进制(进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育先(培育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先导产业)”的总体产业发展战略。具体来讲,即在通过实施名牌产品战略稳定既有产业市场规模的基础上着重组建重化工的下游产业群,同时在产业政策导向方面突出除制药外不再批办新的重化工项目的原则。原有重化工业中的化工产业应主向沧州转移,合力促成沧州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化工城”的梦想;建材产业则可以考虑向邯郸、邢台陆续转移,合理促成“中国北方四省通衢的建材中心”及其市场,原有一部分纺织、食品等产业可以考虑向邢台、衡水转移,以丰富两市的产业构成、扩大两市的产业规模。

  应考虑对该区实行“特区政策”,把其培育为河北的主要对外开放承载区域,努力提高该区的国际化、城市化水平。产业选择上则应在继续巩固原有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海洋产业、旅游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与之产业关联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断加大与环渤海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合与协作,可以考虑先以建立城市之间的“结对”方式推进,如秦皇岛与大连旅游业捆绑。

  该区域作为未来我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边缘区”,应当完全立足于这些历史和天然的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地寻求和培育相关产业增长点,特别是通过加强龙型农业经济规模,加速农产品特种特养与精深加工一体化进程,通过持续嫁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把本区域逐步培育成为全省、全国特有的“绿色农业产业带”,一旦这一格局得以形成,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赢得越来越多的真正特色化的市场竞争优势。如果再加上特色旅游文章的做大效应,该区就必定能够在未来20年中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繁荣的经济区域。在今后具体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注意掌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争取省的大力支持的同时,积极采取“避重就轻”的战术,特别是张家口市应尽量降低重化工业比重,逐步积累生态优势。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工程,仅仅做出切合实际的区域特色经济构想只是这项工作良好开端的第一步,还需要在未来20年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根据变化了内外形势调整和改进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

  主要是探索实行不同区域不同税负的政策,即可以针对我省四大产业经济区根据其现存经济总量及产业发展前景、效益实现速度与质量预测情况,确定对冀中南、冀东、环京津、冀北产业经济区实行依次递减税制,适当增加对前两区域的税收,把增量部分转移支付给后两个区域,并对后两个区域多留资金,积极培养其良性循环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私人投资产业的税收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向落后区域流动。

  积极实行财政倾斜政策。其一,利用财政融资手段即提供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或对向落后地区投资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予以信贷保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流向落后区域;其二,在适当时机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落后区域提供资金补贴。

  进一步健全区域经济发展的统一协调政策。可以实行四大长远经济区之间的目标结合和接对扶持政策,促使发达与落后区域之间在互惠互利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开展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双方合作目标要充分体现逐步降低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度的根本原则。

  主要包括积极培养和吸引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即环京津区可以考虑采取通过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的方式以吸引“工作在我区、生活在京津”的“京津籍”高素质人才为主的战略;冀中南与冀东区可以主要采取培养并使用“本区籍”人才的战略;冀北区则应主要采取利用省级政策的倾斜效应逐步吸引外流的“内籍”人才回流的战略。

  同时积极建立多层次的网络信息交流机制,创立适合自身长远发展的市场化模式。

  主要是配合四大产业经济区的协调发展要求,可以考虑适时组建分管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与管理机构。其职能定位除包括一定的政策建议、参与拟定、监督执行权利外,应更多地侧重于增加预期市场需求变动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成果公布和促进应用的服务性职能。

  此间,其应能够及时调动省内相关机构和部门参与这类工作的开展,借此成为联系政府决策与社会各界需求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以补充增强政府职能得以高效实现的综合能力。